插圖：光侯「為民捐軀」祿位

一
　　「郭光侯抗租」是道光年間一幕的「民變」。這幕「民變」，百餘年來，聞於口碑，見於志乘，已成家喻戶曉，老幼咸知的歷史上的一大公案了。
　　清有臺灣以後，叛變層出，所謂「五年一大變，三年一小變」，就是當時動盪不定的臺灣社會的最好的寫照。不過，這次的騷動和歷代的叛案，性質上大有不同，因為歷代的叛案，或多或少，都帶着激烈的反清思想，企圖推翻政府，可是，這次的驅動，完全為反對地方官吏的秕政，以蘇民困而已。那末，這次騷動，是怎樣發生，郭光侯在這次騷動，表演什麼角色，這是要理解郭光侯的為人的唯一關鍵的。
二
　　「臺灣府志」引「諸羅雜識」，謂：「臺灣田賦，與中土異者三，中土只有田，而臺灣兼有園；中土俱納米，而臺灣止納穀；中土有敗折，而臺灣止納本色。」這是說明清代臺灣和內地，輸賦方法的不同。清初輸賦，內地以米，臺灣以穀，內地可以折銀，臺灣不得折銀，這的原因，是臺灣為產米之地，福建一帶的軍糧，要臺灣接濟。但是儲藏運輸，既感不便，又多損耗，而且後因海上交通的阻滯，積穀漸多。米價日賤。乾嘉之間，各地縣官，有令納戶折色納銀，於是始破前例，或的全部納銀，或的一半納銀，一半納穀。因為折算金額，統由縣官自定，每次銀額都比穀價，定得較高，於是縣官得以從中漁利，以銀買米，解往司庫，以其所餘而飽私腹。因此納戶負擔漸重，生活日困。況且，各地賦額不一，雍正九年以前已墾田園，均照舊額科則，輸納重賦，雍正九年以後，新墾田園，均照同安則例，輸納輕賦。臺灣縣下，開發最早，凡有田園，均要依照舊制，改納銀額，此外仍要輸納耗羨，平餘，勻丁等等雜課，所以越感負擔奇重。不過，最初穀賤，改作納銀，僅定輸穀一石，改納七二銀一元，繼而改納六八銀一元，期間納戶還能刻苦輸納，但是，到了道光初年，洋煙洋米，源源而來，臺灣存銀有出無入，臺米的銷路阻塞，民窮官困。，折色改為每石納銀二元，納戶益覺負担奇重。道光二十三年臺灣道熊一本，臺灣府同十年，至此，臺灣縣閻炘，奉准改徵現銀，並將銀額提高，納穀每石改徵六八銀三元，或二元半。至此，臺灣縣下的納戶，不勝負擔，群情洶洶，不可終日。
三
　　道光二十四年三月，臺灣縣開徵下芒之租。知縣閻炘諭令納戶，照期繳清，於是縣下十九里二庄（臺灣文化志作十九里）的庄民，互相觀望，逡巡不納。糧總李捷陞恐怕到期不能完徵，急禀知縣。知縣閣忻遂檄典史率役，出城迫促，到處勒索供帳，富家驚惶走避，則拘貧民撻伐示儆。時有郡人許東燦（本名朝錦，納資捐同治）攬辦官租，日出入於衙署，聲勢浩大，也命令納戶改繳現銀（連雅堂撰「臺灣通史」作「石徵二元」），納戶以前無例，決定仍舊以穀繳納，於是各里納戶聚議，於大人境，共推保西里（伊能嘉矩著「臺灣文化志」作保大里，疑誤。）富農葉周、劉取、余潮為首分，運穀前往小東門食營埔縣倉繳納，一時牛車啣尾接首，充斥路上，知縣閻炘聞報，責令胥吏拒收穀石，納戶不聽制止，紛紛各自把穀遺棄路傍，因此，積穀如山，充塞東門內外。
　　知縣閻忻體怒之餘，決意嚴懲抗命，官符一下，皂隸四出，拘捕業戶農民。葉周、劉取、余潮目睹此状，忍無可忍，遂聚議以暴抗暴，使人乘夜毆殺皂隸。許東燦也伏勢，命令胞弟東寮帶領僕役，下鄉圍捕抗命納戶，送縣嚴治。因此，風聲鶴唳，縣下各鄉亂成一片，民心激昂，洶洶欲變，相繼奔往郭光侯家哀籲。
四
　　光侯是保西里人，本名嵩高，臺灣縣武生，為人豪放，見義勇為，名重閭里。（蔡國淋編「臺南縣誌」，有謂郭光終為該地富豪，九里二庄的戶，在大人廟聚議時，即已參與其會，因此，知縣閣忻亦曾派役捕他，為光侯聞風已先逃避，僅補其族親一人，由東門回城，解至岳帝廟糖商郭吼先舖前，因郭吼先和郭光侯，素屬知交，光侯的族親，大呼其名，囑他報告光侯。適有同安人葉方、葉煥，來臺寓於樂善堂巷，購物途經其地，聞呼異而詰問捕吏，有無信票？捕吏答以信票放在班頭之處，正在東門外草店尾吸食阿片未來，葉方。葉煥二人，遂責以不帶信票，妄自捕人，揮動手裏煙桿擊之。捕吏驚惶逃跑，光侯的族親，也乘機而竄。此節是否屬實，還要詳考，本文暫據連雅堂及伊能嘉矩所記。）是時接見諸人，不忍坐視，纔邀招耆老，共襄對策。於是議定相偕進城，往訴大吏—即府道。
　　四月初一日，郭光侯一行，連衭進城，鄉民聞訊，不約而會者數百八，隨後鼓噪而進。將近東門，城兵疑為民變，急將城門關閉，馳報守備。城內文武官員，先先後後，趕到東門，詰問其故，鄉民各自哭訴納銀知苦，文武官員喝令鄉民暫散，請示上峯再議。鄉民不急，自辰至午，越聚越多，數逾數千。臺灣道熊一本接報，一時震動，臺灣道因變起倉卒，也束手無策，始議收回成命，而介許東燦轉告鄉民，鄉民始紛紛散去。
　　此事發生之後，知縣閻炘急派委員紳士，到保西里和郭光侯、劉取等人協議善後之策，鄉民疑慮難釋，圍觀甚眾，光侯的五弟肥戶，通稱五爺，排眾而入，無意之間。出語傷及委員，結果雙方不歡而散。
　　是時，適有北門外木柵庄人黄號，為該地土豪，平素喜歡結交無賴，乘機煽動鄉民，堅立反旗，旗上大書「官迫民變，義首郭光侯」等字，假借郭光侯名義，驅眾殺戮木柵汎兵。（蔡國琳於前引書中，謂：當此事實因黄號，受人賄使，要構罪誣害光侯，以施徵銀，而肥私腹之計，是否尚待詳考。）臺灣鎮道遂以此為辭，飛稟福建督撫，懸捕光侯，要以糾眾圍城之罪治之。
　　鄉民探知消息，代抱不平，其中年青力壯之徒，以光侯所為，實出公憤，不忍光侯坐受其罪，暗中往晤光侯，再三再四慫恿光侯，起兵抗拒。光侯不願因一身之事，反貽害地方，力阻青年輕擧妄動，而決意向鎮道自首，以明心迹。但是又慮鎮道懸捕，偵騎四出，慘遭意外，而前改衷，計劃潛渡北京印閽。
五
　　當時海上的交通，除掉官船從事糧運而外，天津安平之間，都是利用三郊的商船。但是，港口的檢查非常嚴重，要從保西里潛至安平，既不容易，要從安平偷渡出港，尤覺困難。光侯纔和他的朋友李某密商，潛渡之計。因為李某有一胞弟，在大西門外經營糖郊，遂利用他到保西里收購產糖的時候，潛藏在大糖簍裏，和收購的糖一併裝上牛車，運至安平，再由安平搬運入船，潛渡天津。先在天津訪查叩閽的途徑。時有漳泉人多數在天津從事貿易，知道底細，大表同情教他往訴御史陳慶鏞，於是光侯始上北京去求見他。
　　陳慶鏞是泉州府晉江縣人，以剛直幹練聞於天下。八月二十五日，光侯在晉江會館有見他，哭陳始末。陳慶鏞深為憐憫，上疏代為伸冤，道光帝克日下諭辭去知縣閻炘之任，並着閩臺總督劉韻珂飭速逮許東燦兄弟即精練李長陞、黃應清、蔡堂等，朋比為奸者，解京訊辦。
　　結果，許東燦因部訊之時，出言傷及部吏，被處嚴刑，其他雖然輕重有别，也被判有罪。至於光侯雖無反意，但因聚眾抗官，難辭其咎，也該刑處流刑。事後，臺灣的正供，全部改為納銀，並規定每石折算六八銀二元，唯鳳山縣下折算二元二角，於是臺灣縣下的鄉民全臺亦然得以稍抒其困，這點完全都是出於郭光侯的庇蔭。
六
　　連雅堂撰「臺灣通史」，以郭光侯施九緞合為一傳，並讚曰：「光侯九緞皆鄉曲之細民，手無寸柄，而為義所迫，不顧利害此則士大夫之所不敢為，而彼肯為之，何其烈耶？其事同，其志同，故並傳之。」按光侯九緞為縣民困，抗官圍城，而至身敗名裂，其志其事雖同，然就事件的本質看來，二者頗異其趣。因為光侯反對納銀是為減輕一般農民的負擔，九緞反對清丈，是為擁護少數豪農的利證；而就二人的性質看來，也有不同之處，最顯著的是光侯比較富於理智，九緞比較溺於感情，所以官府懸捕，光侯始終能得控制民眾，制止民眾的輕擧妄動，而勇敢自處。九緞則無法控制民眾，反追隨民眾戕害官兵，而至不明下落。或者因此，民間多以光侯的事蹟為榮，至今口碑，還是傳承不衰呢！

創立時期：戰後時期